李德顺：普世价值与中国故事

　普世价值论

　　现实表现：2013年，微博上流传一些观点，一方面把西方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一方面又把中国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于制度和体制，鼓吹中国只有接受“普世价值”才有前途。2013年，西方界定的“普世价值”在国际上面对多重困境，不仅在概念上越来越难以形成共识，而且埃及变局也再一次表明，当普世价值变成一种西方模式，那么“水土不服”是注定的结局。

　　核心观点：“普世价值”论从抽象的人性出发，主张民主、自由、平等是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价值，否认人的现实阶级性、社会性及历史性。“普世价值”的思潮鼓吹社会主义改革应该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接轨，融入西方文明。

　　新动向：在2013年，国内关于“普世价值”的激烈争论似渐平息，这可能意味着两个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各种观点和辩驳的充分展开，使问题的性质已经明朗化，人们对概念话语的某种迷信已被破除了；另一方面，大家已经感觉到，就“价值”发生的争论，话语本身远不如实际更重要。

　　普世价值问题上的本本主义，并非出自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迷信，而是出自对某种“洋本本”的迷信。于是成为我们“有好的中国故事却缺少有力的中国话语”的又一写照

　　在2013年，关于“普世价值”的激烈争论似渐平息。这可能意味着两个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各种观点和辩驳的充分展开，使问题的性质已经明朗化，人们对概念话语的某种迷信已被破除了；另一方面，大家已经感觉到，就“价值”发生的争论，话语本身远不如实际更重要，因为在这类问题上还涉及了话语权的问题。当然，这两点可以说明争论本身所达到的效果，但并不是一个最佳的结果。表面上的偃旗息鼓未必一定是问题的解决，更未必是彻底解决。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引发争论的思想方法根源，其实是来自一种陈旧的两极对立思维，那么我们从这场争论中收获的启示，就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时下有不少说法的毛病，不仅在于其话语和观点有误，更在于其思维方式有问题。这种思维方式的误区，就是总以某种偏执的先入之见为主，把一个具有公共性、普遍性的概念和问题，偷偷地变成了只与某种意识形态取向挂钩的话语和结论，然后闪烁其词地加以推崇或反对。这表现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所强调的不是问题本身和对问题的理性回答，而是一种未经反省的强迫性话语和“非此即彼”的战斗口号。“普世价值”等概念目前所处的境遇就大体如此。例如在人们的争执中，“普世价值”首先就仅被当成一个由西方某些人（并非所有严肃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及其追随者所定义的概念，即：

　　普世价值=西方普世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美国式资本主义价值观=西式（美式）的政治原则和社会规范=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西式（美式）政治标准……

　　一场“浑水里的战斗”

　　当我们局限在这样的框子里加以争论时，实际就放弃了自己独立思考和批判反思的权利，仅仅把对人家某个现成结论的认同或反对当成了核心，甚至当成了衡量“政治上正确与否”的标志。之所以陷入这样的话语圈套，是因为一些人并不懂得怎样才是在具有公共性、普遍性的理论层面上面对问题。

　　达不到概念本质的普遍性高度，便不可能有对问题本身的独立观察和思考：人类究竟有无普世价值？它是什么，在实践中怎样发生和表现出来？全世界是否只有一种唯一合理的普世价值模式？在多元化的现实世界上，普世价值起什么作用？它会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实践？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既符合中华文化传统、又具有时代先进性的对待方式？等等。

　　不经过这些追问，当然也就不能懂得怎样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怎样用自己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与西方“论友”进行平等的对话和研讨。而在这样的理论和思维水平上所得出的结论，无论是推崇还是反对“普世价值”，无论在争论中表现出怎样的政治激情和义愤，其实都只是在别人预设的话语圈子中盲目表态，在某个狭小的笼子中自发表演；即便是强烈的反对和批判，也无非是“跪着造反”，进行一场“浑水里的战斗”而已。这样的论战并不具有真正的理论自信和逻辑力量，更不能给政治改革和意识形态建设带来富有建设性的“正能量”。这显然也不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所应该具有的风格和气派。

　　严格说来，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学风、文风甚至党风中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痼疾未除，从而使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照搬教条的思维方式成了一种“路径依赖”。不过，这种普世价值问题上的本本主义，却并非出自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迷信，而是出自对某种“洋本本”（也许还有当下的某种“官本本”）的迷信。于是成为我们“有好的中国故事却缺少有力的中国话语”的又一写照。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说有力的中国话语

　　只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分析，才能化解话语的障碍，形成自己的有力话语。那么，蓬勃兴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普世价值”方面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收获和贡献，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独立话语呢？当然不是。且不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本身，就理所当然地包含、并且实际上也确实包含着我们的“普世价值”思想资源和话语形式（如“人类解放”、“和谐共赢”等）；仅就笔者的所知和亲身经历而言，如下事实也足以表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价值研究界，也已经在十几年前就形成并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有力的影响。

　　不妨回顾一下1990年代后期的情景：苏联东欧解体之后，国际上一度兴起了一股探讨“全球伦理”和“全人类普遍价值”体系的热潮。各国人士把“存在着地球上全体人类共同的普遍价值和伦理准则”当作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和前提，开始致力于寻找和制定相应的规范体系。在这个热潮中，继多国神学界学者共同发布《全球伦理宣言》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也发起一个起草《全人类普遍价值宣言》的行动。UNESCO为起草这一宣言举办了多场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征求各国专家的意见。但由于各国学者的观点分歧很多，其间争议很大。例如有人主张把出自中国古代、被称作“道德金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列为普遍价值原则，另一些人却给予深刻的批判和否定，所以这一宣言非常难产。在1998年6月于北京召开亚洲地区专家会议上，正是中国学者发表的意见澄清了问题的关键，从而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UNESCO下决心中止了起草《全人类普遍价值宣言》行动，并转而于2000年发表了一份《人类文化多样性宣言》。

　　UNESCO为何下决心中止《宣言》？这得缘于刘奔、万俊人和笔者本人等中国学者与会发言，运用中国哲学的价值论研究成果分析和说明了个中道理。我们首先区分了价值和价值观念，然后指出：客观上存在着全人类的普遍价值，它是以人类共同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条件为根基的必然现象；但是，这些普遍价值只能通过全球人类的普遍交往和共同实践来形成和表达，而不是先由少数人认定之后，再通过推广普及来造就的。用万俊人的说法，是需要“自下而上”的方式，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用笔者的说法，是在共同的实践中“内生”出来的，不是靠什么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外推”给大家的。因此，若是急于通过主观认同来为全人类提供普遍规范，这种做法必然脱离实际，是难以成立的。当时笔者还将这种做法比喻为“意在打造伦理政治方面的‘世界语’”，并以已有的“世界语”为例，指出它产生一百多年来，实际上从未被普遍接受。也不可能被普遍接受。这足以说明，如果忽视多元文化主体的权利和责任，无论其起因和动机如何善良，任何“普遍规则”的制定都不可能普遍地生效。

　　国际性的学术对话，是对我国理论研究能力和水平的一个检验，也是显示中国话语魅力的一个场所。这次国际学术讨论证明了我国在价值理论研究和话语表达方面，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理论个性和话语权，能够在平等的国际对话中有所贡献。

　　不可只要求“政治挂帅”，而不要求“实事求是”

　　当时所谓的“全人类普遍价值”，其实也就是如今的“普世价值”。可见面对“普世价值”的理论挑战，我们原本无需表现得恐慌和脆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相隔10年（1998—2008）以后，国内重提普世价值问题，却丝毫未见上述理论成果和经验积累的影子。如今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普世价值的人，仍多半是以某些西方政客圈定的涵义为依据，并不顾及中外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价值研究对它的界定。这就难免导致整个讨论停留在低于10年前的水平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不能说是我们缺少相应的理论和话语准备，而只能说，我们在理论整合和话语凝聚方面存在着机制性的缺陷，是由于某种路径依赖的惯性，导致了对历史的经验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结果表现出各式各样的思想倒退和话语贫乏！

　　不难看出，这种路径依赖的一个思想根源，是在理论上只要求“政治挂帅”，而不要求“实事求是”，忽视甚至拒绝科学的理论研究对于建立正确政治理念的积极意义。例如，首先认定了西方鼓吹普世价值“是一个有特定含义和企图的思想陷阱”，因此就只能针锋相对地拒斥，而不能将它视作一个普通的学术话题，言外之意是这里不需要进行基础理论的批判思考。否则就断定是“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一种关于理论言说路径和范式的限定，这种主张显然是把“政治挂帅”、“阶级分析”与“结论在先”和“对人论证”（即对人不对理的论证方式）混为一谈了。若按这种主张来看普世价值，当然就只能一味地拒斥和反对，而不能有更加深入的分析，更不能进行建设性的思考了。

　　在批判抵制某些人普世主义的话语霸权时，不是回避或转移问题，而是有理有据地确立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念，才是我们应有的见识和胸怀。

　　以往我们正是跳出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对价值和普世价值概念作出了自己的科学化理解。我们指出：普世价值意味着人的生命普遍性和人类的共同利益，不意味着某种人的个性和特殊利益的绝对统治；意味着人们对自己普遍权利和责任的自觉担当，不意味着取消多元主体和剥夺人的个性；意味着它是人们相互尊重、理解、交流和合作的基础，不意味着它可以成为任何人制造霸权、专制、迷信、强迫和恐惧的借口等等。总之，我们认同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认同自己作为人类成员的普遍权利和责任；认同某一具体的普世价值，是自觉地担当起自己在追求某一共同目标方面的权利和责任。进而我们就能够提出，在当前形势下，中华民族对于当代普世价值的积极认同和自觉担当，应该并能够表现为思想和行动中的三个要点：一是保持“和而不同”的立场，二是追求“普遍共赢”的效果，三是举起“公平正义”的旗帜。这样理论思考，难道不是必要和合理的吗？

　　超越狭隘的路径依赖

　　由此可见，能否超越狭隘的路径依赖，走向实事求是的思维天地，在此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层次和学术水平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思维能力和政治战略水平的问题。实际上，即便如人们所说的“阴谋论”那样，在“普世价值”概念里确有西方政客的某种政治策略和意图，那么只会对它说“不”也并非一种高明的应对。打个比方：在斗牛场上，斗牛士拿出红布来一晃，牛就会冲上去。牛越是冲动，斗牛士就越是挥舞他的红布。如果西方政客想把普世价值当作手里的红布，难道我们就要扮演那牛么？清醒的政治思考当然不会如此。因为我们不是牛而是人，所以我们的正常对策是：夺下红布，让对方丢下这一套，坐下来，和我们用人对人的方式平等地对话。也就是说，必须旗帜鲜明地保持我们自己对待普世价值问题的话语权，而不是在别人设置的笼子里造反。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杨松青)